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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徐神父，聽說你會彈管風琴、結他，會吹牧童笛、單簧管，也會作曲填詞。你是怎樣和音樂結下不解之緣的？ 徐：你剛說的那些樂器，我全部都只懂「些」。但要說我熱愛音樂，那確是真的。我在大澳出生，我家是大澳最窮家庭之一。我的家很殘破，晴天時屋內陽光普照，雨天則各處漏雨；漏雨就得用各種瓶瓶罐罐去盛接雨水。晚上下雨意味著不能安睡，所以孩時最記得的成語叫「屋漏兼逢夜雨」。不過，看著聽著雨水滴溚滴溚的滴在這些器皿上，就變成了一首大自然的交響樂。這是我人生的第一堂音樂課。 也許當時的大澳人都會哼兩句粵曲，我三、四歲時第一首學唱的居然是由「流水行雲」填出來的「賭仔自嘆」和「煙精自嘆」。從第一句的歌詞「恆嗟嘆，自己好做成咁賤」，我便知道命運是自己創造的，不要怨天也不要怨命。 儀：怪不得很少聽到你怨天尤人，十分之樂天知命。 徐：我十三歲進入修院，教我吹牧童笛的是現今在大嶼山神樂院的莊宗澤神父。我還和他吹奏過二聲部的「慈母手中線」。初中二時，我偶然坐在風琴傍，甘增佑神父即教了我彈音階的指法，然後我獨自摸索了一個星期，居然彈出一首小調來。從此，我走上了音樂的不歸路，其中的高潮讓我至今回味不已的，是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彈奏管風琴的那一幕。 在羅馬時曾跟一位澳洲同學學結他，瘋狂地愛上了「民謠」，尤其那首The Sound of Silence，很有魯迅「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意境。 儀：中國內地的朋友都喜歡西洋音樂嗎？ 徐：我知道音樂對陶冶性情的重要，所以在國內某修女院，曾試過教修女們十多首英文民謠。聽到數十位聲音絕妙的修女齊唱Blowing in the Wind時，除了有一種「此音只應天上有」的驚艷外，也不禁在想，中國是可以與世界全面接軌的。在羅馬念書的60年代末期，剛好是世界大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那時十分流行反戰的、批判時代的民謠。「人民萬歲」（Up with People）是那時的一群歌手，也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活在那個時代，唱那個時代的歌曲，就造就了那個時代的特種人，包括我個人在內。今天香港的政壇精英，不少也是孕育在那個時代。 音樂不單可以陶冶性情，也可以改造思想。好了，下次再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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