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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亞儀，我想問問你，一個人的情和理，那個比較重要？ 儀：兩個都是同樣重要的，因為一個人應該情理兼備。 徐：這當然是最最最理想。但你認為重情又重理的人多不多？ 儀：應該不會太多吧？徐神父，我也很想問你，怎樣才能達到情理兼備的境界呢？ 徐：有些心理學者說，男人比較重理，女人比較重情。甚至有人認為西方文化重理，中國文化重情。如果真的是這樣，一個重情的人就要多些講理，多注意自己的理性發展，而重理的人則要多點培養情。這樣才能均衡發展。 儀：上次你說了關於理性的挑戰，今次你又要在那方面挑戰感性呢？ 徐：有理性的人或者重理的人，要注意發展自己的情，切忌無情；有理無情會使人冷若冰霜。但重情而不重理的人，卻會變得盲目，盲目地去愛，盲目地動情，這同樣是不健康的。耶穌自己很重感情，聖經上說他曾「憐憫」那些流離失所的群眾；他在真福八端中，曾強調「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一個重情的人，會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甚至會愛屋及烏、對物有情。他的情不是普通的情，而是羅素所說的「激情」。羅素說自己有三種激情：一是對愛情的渴望，二是對知識的渴求，三是對人類苦難痛徹肺腑的憐憫。 儀：我們中國的屈原好像也常因為百姓的苦難而動情，是不是？ 徐：是的。他曾經「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為人民的坎坷命運而哭，真是一個很有情的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及魯迅的「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以及鄭板橋的「一枝一葉總關情」，都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深情。 儀：徐神父，許多人都說你喜歡哭，是真的嗎？ 徐：我不是喜歡哭，而是我在講道時，說起去世的父親、母親，或說起中國、教會、耶穌的受難或世界的災難時，我總是有點情不自禁的感覺。所以我在祭衣上，便綉上「足踏塵世路、肩擔古今愁」這十個字。我相信一個人如果能為世界而哭，就不會有眼淚為自己而流。一個多讀歷史、多了解現狀的人，很易有一種憂患意識，對世界和世人的苦難會感同身受。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我們如果用心去祈禱，也會培養出由知到好，由好到樂的情懷。我喜歡孔子，正是因為他熱愛人間，關切世運，對當時的天下無道有充分的憐憫。我自己認為宗教給人最大的貢獻也應是能培養人對世界和對世人的深情，並伴隨著一種捨我其誰的擔當和抱負，為神、為理想、為世界而獻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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