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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聽眾，您好！今次我會繼續講利瑪竇的《交友論》，題目是北上京都和友誼。 《交友論》在1595年，即萬歷二十三年，利瑪竇在南昌應建安王的邀請而寫的。起初只有76句格言，後來再加至100句，由馮應京寫序及刊印於1601年。此書面世後，便大受歡迎。 書中的格言皆取自中西名人的思想，有一些格言利瑪竇略加修改，為適應中國文化。書中的一百句格言似乎沒有特定的架構或層次，都可單獨應用，每句讀來琅琅上口，發人深省。 利瑪竇固然苦學中文，他寫書的動機並非為自己揚名，卻與他「前往北京」的意願有關。我們可從他的書信中得悉這北上的旅途有不同的含意。簡述如下。 第一是地理的意義。利瑪竇從肇慶北移韶洲是被迫的，因為當時新任的總督劉節齋要把傳教士趕回澳門，後來，利瑪竇幾經辛苦，才獲劉節弈齋的批文，北移韶州，在那裡利瑪竇遇到貴人（兵部侍郎石星），這位官員願帶他從水路上北京。可是，途中在贛江十八灘的發生意外，石星要改由陸路上京，但利瑪竇是外國人，在陸路上前行，惹人懷疑，便決定留他在南京。可是，當地官員亦不敢收留他，於是，他只能留居南昌，他感到非常失望，後來在夢中得到天主的肯定，將來必會到北京。 第二是漢學的意義，意謂他在這方面要不斷提升自己，這是耶穌會傳教的策略。其實，在1593年，將《四書》譯為拉丁文，並寄回自己的祖國。同時，他認為在中國，書本比語言對百姓有到深的影響，便想以中文出書，而1595年的《交友論》算是一個考試，測度他的漢學程度。 第三是社交的意義。1594年耶穌會會士有一個重要策略性的改變，就是提高社交的圈子。他們卸下僧袍，穿上儒服，以學者姿態，利用科學知識，與士大夫和文人交往，如：南昌兩位王爺（其中一位是建安王）、禮部大臣瞿景淳的兒子瞿太素、名醫王繼樓、白鹿書院院長章斗津等人。 第四是倫理的意義。此為提高自己的德行，以作見證。利瑪竇不想單單顯示自己是科學家，同時也是來源於大西的有智慧和賢德的人，以言以行，見證做人的道理。他以《論語》或格言的方式寫《交友論》（1596）和《二十五言》（1599-1600）。他本人有驚人的記憶力，並寫書願與人分享其竅門，名為《西國記法》（1596）。 第五是文化的意義。利瑪竇勉力提升中西雙邊文化的能力，盡量汲取兩者的精髓。在中國的古籍中，他發覺有不少思想和基督徒的信仰相似的題材，例如：至高之神的單一性、靈魂不朽、來生賞報或懲罰等。其實，他開始以自然理智處理這些宗教問題，並寫在他的《天主實義》內，初稿在1596年完成，後來在1603年印行。 今晚在此結束，再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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